埃博拉那一家子

那是很久很久以前,那会儿白令海峡可能还不存在,从俄罗斯去美国还不需要签证。人类的祖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:是像其他生物一样吃饱了就睡、睡足了再去吃,还是去攀“科技树”?

根据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.奥德曼先生(《这个男人来自地球》)的说法,人类选择了后者。

毫无疑问,这是个英明的决定。科技催生了幻想,幻想又照进着现实。我们登陆了月球,造访了深海,在很多动物因为夜盲不得不躲起来的时候,我们在路灯照耀下飞驰。假如百年前的科幻大师们能活到现在,说不定压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也就在那个时候,有这样一群生物,它们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进化道路。和人类相比,它们简陋到了极点,没有社会分工,没有神经系统,甚至没有细胞结构。很多人至今还在争论,它们到底算不算生命。人类发现它们的时间很晚,不过短短百多年,但是和它们打交道的时间却很长,贯穿了人类漫长的发展史。

它们接近宿主,以宿主为养分大量复制,然后逸出。这种残暴的繁衍方式,使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人类的噩梦。我们不是没有取得过胜利,但似乎每次它们都能卷土重来。2014年西非的疫情,更是让它们“名声大振”。

它们就是埃博拉那一家子,它们就是病毒。


大家族

人类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很多次瘟疫,比如1665年发生在英国的伦敦大瘟疫。罪魁祸首是鼠疫杆菌,它最终带走了6万生命。然而和埃博拉那一家子相比,这个实在是小意思,仅仅是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,就“屠杀”了2500万人,足迹遍布全球,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。

1884年,法国微生物学家查理斯.尚柏朗发明了尚柏朗过滤器。其滤孔孔径小于细菌的大小,因此可以将液体中存在的细菌除去。1892年,俄国生物学家德米特里.伊凡诺夫斯基在研究烟草花叶病时发现,将感染了花叶病的烟草叶的提取液用烛形滤器过滤后,依然能够感染其他烟草。这本是个值得继续研究下去的现象,可惜,受限于当时的生物学知识,他得出了“这种感染性物质可能是细菌所分泌的一种毒素”的结论,并未深研究。

一直到1899年,荷兰微生物学家马丁乌斯·贝杰林克重复了伊凡诺夫斯基的实验,并相信这是一种新的感染性物质。由于他的实验没有显示这种病原的颗粒形态,因此他称之为可溶的活菌(contagiumvivumfluidum)并进一步命名为病毒(virus)。

病毒是个大家庭,大小不一,形态各异,其中很多位声名显赫,比如天花病毒、流感病毒、麻疹病毒、乙型肝炎病毒。它们的共同特征,是由一个核酸分子(DNA或RNA)与蛋白质构成,非细胞形态,靠寄生生活。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,乃至细菌,都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被它们击败。

科学界发现病毒以后,并没有马上引起科幻界的重视。大概是因为,这一家子都太小,看不见摸不着,很难被描述。但是很快,因为它们可怕的威力,它们开始成为科幻界的“宠儿”,频频登场。

“工厂的烟囱停止冒烟;霓虹灯失去了光辉。飞机懒洋洋地在机场上打瞌睡;联合收割机在田头睡大觉。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,一下子变得冷冷落落,稀稀拉拉,屈指可数。”

三十六年前,叶永烈先生写下了这些文字。这篇名为《演出没有推迟》科幻小说,后来被收入小说集《丢了鼻子以后》。小说中提到的“A-1”,也许是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第一种被作家“创造”出来的病毒。

对于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,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,那就是《卡桑德拉大桥》。制造灾难、选拔英雄,然后让英雄拯救世界,这事儿一直是影视人的拿手好戏。除此之外,《卡桑德拉大桥》还创造了两个第一:第一次让中国人在电影中看到病毒;第一次将病毒以强烈地真实性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故事从两名恐怖分子闯进日内瓦的国际卫生组织开始。在打斗中,实验室内一个玻璃器皿被意外击碎。飞溅的液体里包含着肺鼠疫病毒,这种病毒不仅死亡率极高,而且传染性很强。于是我们的英雄登场了,医学家乔纳森必须在飞驰的火车上找到这名恐怖分子,控制传染源,消除疫情。

故事的结尾是个悲剧,就像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瘟疫一样,只有少数人逃生。

这部电影在我看来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。它不仅成功地将病毒纳入了人类的幻想领域,而且创造了病毒电影的基本模式——高传染性、高致命性的病毒,因为种种意外被人感染,充满牺牲精神、扮演拯救者的小分队,政治博弈、幕后黑手、伦理纠缠。

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科幻作品中的病毒,和暴君、外星人、失控的机器人之间,并没有本质区别。它们都是破坏者,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和智慧。


小手段

一直以来,在对待病毒这件事上,科幻界都极具反思精神。在科幻作品中,形形色色的病毒,往往就像弗兰肯斯坦一样,因为人的失误而被创造,象征着科技的失控。

科学界关于病毒的来源,有很多种假说。病毒很可能在第一个细胞进化出来时就存在了。有的人认为病毒可能曾经是寄生在大细胞中的小细胞,随着时间推移,那些在寄生生活中非必须的基因不断丢失;也有人认为,病毒可能是从较大生物体的基因中“逃离”出来的DNA或RNA进化而来的。至于我个人,比较认同“共进化理论”,病毒和细胞同时出现在远古地球,并且一直依赖细胞生命生存至今。

《天外来菌》这部电影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:一颗人造卫星带着病毒从天而降,好奇的情侣将其带回小镇。不久,小镇上爆发了可怕的瘟疫,人们纷纷不明原因地死去。为防止病毒扩散到其他城市,军队封锁了小镇,并派出了代号为“仙女座”的科学队前去查明病源。

继《卡桑德拉大桥》之后,病毒在电影中出现得频率越来越高。让我们来数一数曾经看过的:《12只猴子》、《惊变28天》、《生化危机》……假如你是位资深科幻影迷的话,这个名单还能继续长下去。吸引人们一次次去电影院的,不仅是优秀的剧本、精湛的演技,而且是一种顾虑,一种疑问,一种担心。

“这样的病毒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?假如它们真的存在该如何防治?”

存在的可能性很小,因为平衡。自然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,各种生物互相制约,维持着这个系统的稳定。人类和病毒都是漫长进化的产物,都是“优胜劣汰”中的成功者。病毒会不断地进化,争取躲过人类的免疫系统,更好的复制自己;人类的免疫系统也在不断地进化,试图消灭入侵的病毒,更好的保护身体健康。也就是说,不太可能存在一种可以一下子灭绝全人类的病毒。

至于防治,从人类和病毒几千年来、尤其是近百年来的斗争来看,金标准就是管理传染源、切断传播途径、保护易感人群。卫生条件、舆论导向、医学进展、流行病学进展,都能影响最终的结果。

科学界有个说法,如果某种烈性传染病,发病快,潜伏期短,致死率高,那么,在基础公共卫生设施完善的国家,并不易于传播。

在著名游戏《瘟疫公司》里,就体现了这些理念。游戏要求玩家将所选定的病原体散布到世界各地,从而制造一场超级瘟疫,最终让全人类死于该传染病。而在病原体的传播、感染的过程中,玩家需要不断修正其传染性和抵抗力,以便应对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及科学家们的反击措施。

所有的病原体的属性皆由传播途径、发病症状和特殊能力三者构成。DNA点数是有限的,你必须想好三种属性的分配方案。比如,你可以加强病毒的传染能力,但是那样病毒的发病症状就没有足够点数去加,所以你不得不等病毒感染至全人类后再去强化发病症状。

《瘟疫公司》的真实性非常高,不但提供全球变暖、债务危机等模拟情景,而且考虑到了世界各地的医疗、卫生差异。这个游戏真正杰出的地方在于,它收录了诸如天花、黑死病、猪流感等现实历史存在过的病毒瘟疫,引进了真实的流行病学模型。对于想了解瘟疫防治的人来说,实在是不可多得。


竞争者

有些人,比如福瑞先生,认为病毒只不过是一堆极度自私的蛋白质基因,只要给它们一丁点机会,它们就要占据一个人的细胞。更重要的是,“它们可能不会思考……但你不觉得这像是有计划的,这些肮脏的小东西是被什么东西所指引吗?”(大卫.伯瑞《赐予的瘟疫》)

他和同事发现了一种病毒,ALAS,它“既不能暴露在空气中,又不能抗热抗冷,也不能存活于酸碱中”。血液传播,是其唯一的传播方式。被这种病毒感染的人,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症状。他们不会发烧、咳嗽、出血,唯一的变化是你将富有利他性,不再为小事纠缠,开始关心他人,甚至白发苍苍也愿意去无偿献血。于是人类的世界越来越美好,人们终于有能力派出火箭飞船。却不料火箭飞船上带来了另一种病毒TARP,这种病毒就像它的那些伙伴们一样,兼具了传染性和致命性,开始毁灭人类。

当你回过头来看这个故事,就会发现:如果没有ALAS,人类就不能摆脱贫穷和歧视;不能摆脱贫穷和歧视,科技的进步就很难提速;科技如果还是老样子,人类就不会登陆火星,也就不能带回TTARP。这俩家伙,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。

病毒可能没有常规意义上的“智慧”,但是作为群体,它们是合格的竞争者。

说到这里,就不得不提大名鼎鼎的《生化危机》。虽然很多人将它归到丧尸片里,我却一直坚定地认为,这是一部病毒片,而且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那种。

《生化危机》的剧情就不用多说了吧?保护伞公司研制出了T病毒,却不料病毒失控,从蜂巢(地下实验室)扩散到到拉昆市,又从拉昆市扩散到全球。最终,主角爱丽丝和幸存的人类的发现,为了生存下去,他们不得不和各种丧尸战斗,同时还要提防莫测的人心。